国家的阶层

资产的源头是劳动和消费，当资金的累积大于消费的时候，多余的钱就要转化成资产。“转化”这个过程叫“投资”。这有点像人体的糖元，充裕的时候就化合成了肌肉和脂肪存储起来。

如果资产类比人体储存能量的形态，要肌肉还是脂肪？囤积在腹部还是分散在全身？这就出现了高低优劣、流动性、保值、增值等一些列问题。

现金从来不是资产的最佳形态，虽然流动性好，但却在保值增值角度表现最差。全球主力货币拿出来晒一晒，结论都是：钱，总是更毛了！20元纸币，去年20，今年18！

资产还有地域和国别之分：最好放在有营养、有发展、安全的地方慢慢养着。这样躺都能躺赢盐碱地。反之亦然，在不安全的地区和国家，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还是减值。

那么放入什么样的国家呢？国家也是分阶层的。

国家位置阶层

毫无疑问，在二次大战后美国成为了这个世界最核心的国家。它吸引全世界的富人、资本将资产配置到美国。它对外输出最多的还不是高科技和商品，而是美元。其次是各种无形资产：包括经济贸易的游戏规则、国际金融规则、货币的结算交易方法、能源的交易方式、知识产权和商标、文化等等。最后才是他的科技和产品。我们之所以相信美元和美元资产，并非因为美元所背面所写的：因为我们信仰上帝。而是因为，美国压倒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在维护这些资产的价值。

离核心国家比较近的就是近亲国，这里面既包含都说英语的“五眼国”，以及欧盟，外加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主要是在核心国设置的规则之下，提供高质量和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不管是to B还是to C的产品，这些国家都是提供着相对高毛利的产品。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美国设置的体系之下的：原料，需要用美元进口；贸易，需要用美元结算。在高附加值的产品输出能力的保护下，这些国家依旧活的还是不错的。富裕的情况下还可以搞搞白左的情绪；人懒惰点，照样还是保持着优质的生活水平。

外围国是靠劳动力和勤劳谋生的，手停口停。与近亲国比起来，这些国家的工业基础虽然有，但是不完整。技术不及核心国和近亲国的能力。主要是提供充沛的劳动力，提供附加值低的中低端傻粗型产品。想过的更好一点，只能靠更勤劳一点。谁是这样的国家，可以对号入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这里。

最下面就是资源性国家，这些国家基本就是靠运气活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可能民不聊生。要么就是在贫困的边缘挣扎，要么就是拿着祖先的资源，石油矿产，咖啡，打鱼，以低廉的原材料价格换取生活必需品。生存质量取决于：

1.与核心国的关系如何；

2.脚下有啥。

世界国家的分工体系和格局，显然是不公平的。核心国和近亲国在拼命的维持这个自己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游戏规则和科技壁垒。甚至设置障碍，不让下面的国家发展起来。地球只有一个，又不能去别的星球殖民。你上来了，我去哪？

存在即为合理，成年人的世界，从来不论对错，只看实力和利弊。一百年前，八国联军进军天朝的时候，同样是这些国家。其中只有苏联被肢解了。因此，这些利益体本质上来说是不想让落后的国家变得发达的，甚至意识形态不同的强国，我也要千方百计将你削弱。

核心国家，利用自己的货币作为全球货币的流通和储备机会，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利用货币与贸易的资金循环威力在全世界撸羊毛。中国虽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并不是现金，而是在在美国以及海外购买了大量的债券和银行存款。参考货币超发与注水，实际外汇利息接近于0。我们虽然2019年贸易顺差是2.92万亿。但实际上我们为核心国、近亲国贡献了几万亿美元的商品价值。没有中国，他们要花更贵的价格去购买这些民用和工业的必须品。

财富是个好东西

冯斯基是2005年大学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去了美国读了硕士。那个时代，对海外发达国家的向往是很强的，计算机毕业生，最愿意去的是IBM、微软、SAP等欧美IT大企。初中时代，清晰的记得老外都被称为“外宾”，如果有同学可以去美国、加拿大读书，我自己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羡慕。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太穷了。父母那一代到今天经历了中国火箭般上升的巨变。那时候的我甚至怀疑自己。感觉吐槽在这里的一切是一件很高级的事儿。在年轻的心里，觉得国外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周围有同学的亲戚，国内的处长为了出国，黑也要黑在国外的故事。

钱，是男人的胆；财富真的是好东西。国家从一穷二白走到富强，天就变了，自信也就油然而生。

继续看看我们国际阶层的升级历程，90年代以前，中国在世界中的产业链还是属于资源提供国，卖点矿产、石油，当年还是石油输出国，你能想象的到么？反正什么能拿来换外汇，我们就出口什么。

后来加入了WTO，很快从无到有，很快建立了世界工厂的格局。位置一下子从资源提供国，成了勤劳的劳动模范生。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完成这一步重大意义的升级。这个升级，毫不亚于狩猎到农耕。这一步的转换，直接让中国人至少在吃饱穿暖的小康生活上奔了起来。

1998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为国有企业减负。大量体制内的人变成了自雇或者创业开厂。2000年加入WTO，出口民营企业从当时的不足1%，短短9年时间，到2009年民资对外出口已经上升到了28.2%。超过了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出口总额。

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是在5年后开始增长起来。市场的开放带来了FDI的猛增。外商直接投资+中国世界工厂代工开动，为我们带来了3万亿外汇储备的家底。正因为这些家底，反而让中国在外交和政策上有了过去没有的底气。话说，出了长城，就得用美元消费了，黄金都不好使。这个怎么破？这个后面我们详细说。

历史上我们也有三次危机，都成功的度过了：

第一次，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加入WTO外贸井喷，成功化解了；

第二次，2006，江浙制造业危机，开启了土地经济。所有人都开心了。

第三次，2008年，四万亿投资化解了所有忧虑。

有运气，也有执行力的原因。

加入WTO后的外贸除了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也让江浙沪，广深珠，甚至大量县城出来了开路虎的工厂老板。让中国一下子从资源提供国，爬到了外围国的位置。

加入WTO的十年，外贸出口红利开始消退。为了消化了过剩产能和剩余劳动力，国家开启了铁工基的天量投入。未来我们下一代可以享受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很多国家其实没这么走这一步。如果不开启天量的基础建设，可以看拉美了：

1.大量失业的青壮年成了无业游民，想想会去做什么？

2.富人的财富如果不在继续做实业的投资去做什么？房地产是小，挤兑外汇是大。

勤劳和投资，可以让国家变成了小康起来。但是再怎么勤劳，在国际产业链和分工之中，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有所突破的。劳动委员能不能直升当学霸？学霸需要核心技能。从国家与世界的金融秩序参与角色以及产品供给角色来看，那些西方学霸也不想让中国成为更高端的产业国家。

中国如果想在国际金融的角色和产业链上的分工上有所有改变，其实领导们想的很全面，无非就是向这两个维度方向上突破：

1.实施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等国际政策，突破美元在金融货币的国际秩序，在布雷森体系里掺砂砾，减弱美元一统全世界交易结算的格局；

2.产业链分工从过去做勤劳的角色，向近亲国的等级进发，让中国的企业逐步掌握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核心能力。这个恐怕是买不来的。

一带一路，这方面中国主要是通过基础建设输出进行实践的。除了通信等少数几个产品领域，中国确实还不具备世界级产品的输出能力。基建可能是可以建立紧密关系的最佳产品。港口、高铁、高速都分分上马建起来了。当有了更亲近的战略合作关系，再实施人民币局部国际化的交易结算的尝试。这就变得顺理成章和可能。

第二个升级方向，中国最需要的产业变化是：如何从低端的代工制造国，到高附加值科技产品输出国。这个是最难的，难在于，这个不是有钱就可以。土豪，一样没办法。

为什么科技升级只能靠自己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GDP水平提高，国家内外投资基本上分为四个阶段：

较少接受直接投资，也无对外投资，净对外投资为零或者负数，人均GDP不超过400美元，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例如：朝鲜。

吸收外资增加，但对外投资仍然很少甚至为零。净对外投资为负数。处在这样的国家还未建立可靠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段位上。

资本流出逐渐超过资金流入，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在逐渐向零或者正数变化。本国的内部的企业以及优势正在逐渐上升。大多数新兴工业国家如此。

第四阶段，国内企业全球范围内优势明显，资本对外全球化投资。一些发达国家处在这个阶段。

2007年起，中国对外商的超国民待遇已经逐步取消，到了2018年，中国人均GDP水平在8800美元左右。因此中国开始逐步从第三阶段开始向第四阶段进发。

看看历史进程和个人事业的关系：

1998年，大学毕业被外企聘任，那么恭喜你，即将在20年的黄金年龄就职外企中获利。如果你在一线城市，那么再次恭喜你，马上未来20年，你将享受中国住宅资产的火箭般蹿升的速度。那时候买世茂滨江外销房是抵税的。兄弟，知道为什么70后大学生被称为中国最有运气的一代了吧。完美体现了知识改变命运。前提你是985、211。

2008年，毕业的时候，就业市场中外企依然是：嗯~，big name起薪待遇不错哦。但是，如果你加入了外企，在未来十年中更多感受的是一种这样的味道：开始还不错，但是失去了你老板过去那种火箭一样的升职速度。过几年发现当年班级挂科的后进生，进入了互联网公司已经成了副总，期权直接可以买京沪大宅了。而你入职同年被裁掉的那哥们，跑去了某宝，现在都管理800人了。而自己，还是只Senior Engineer。其实谁都没错，大势而已。

2018年，还想做点国际范的事儿。最好的雇主变成了：加入中国企业，到海外去拼一下吧，但不是欧美，而是：东南亚、非洲、拉丁。因为2012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初期集中于资源型投资，基本是国企。到了2018年，部分中国品牌已经开始占领全世界的市场了。英语说得好，最佳雇主不是外企而是中国民企！

谈到中国对外的投资主体，这块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过去十年，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前十位对外投资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前100强中，民企占不到25个席位。这些国企主要是资源型投资，最初是缺啥买啥的状态。但由于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别。尤其在对西方资源资产进行投资时，遇到的问题更多。（被骗的也不少）

再后来，最高决策层也想明白了：在没有战略指导和地缘空间的保护下。投资很容易变成了水土不服和打水漂。于是，出现了两个新的名词：“金砖体系”和“一带一路”。

而另外一个投资方向，当代工帮助我们成为了外汇大户的时候，自然想到另一个问题：自己没有的产业和技术，作为土豪我能不能直接买？

自研还是外购？以前有人一直在争论。这些争论体现在了商用大飞机等项目的决策上。现在这个话题鲜有争论了，因为在实际操作中，在关键时刻，有钱未必买得到这些卡脖子的产品。

没有产品，有钱出国把生产产品的公司一起买了行不行？答案也非常明确：不行！

高科技公司，不会卖给你。以下是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对于中国资本并购美国科技产业公司的阻止盘点。半导体和芯片，是绝对的重灾区。换句话说。核心国以及围绕其的亲戚国，是不愿意看到其他国家的参与到金字塔更高端的位置抢食的。

CFIUS阻止的并购案列盘点

以上仅仅还是冰山一角。针对尖端科技，基本策略转变成：

公司买不到，我可以国际猎人，将有意愿到中国发展的科研人员引入回来；

产业科技这个事儿，还是把一部分资源投资给民企吧。几十年国企没干好的事儿，民企这几年干的都不错。但国有资本要参股。

这里面也有一些短视的地方，无论是政策还是投资，国有资本的青睐主要在大民企、和有一定规模的科技企业。但是对于新兴的早期科技创业公司，国有资本的设置门槛相当的高。希望这部分留给民资去做，实际情况，民资资本已经水不多了。最近发现的情况是：国资投不了，民资没钱投的境地。

为什么投资中国资产

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所谓的游资，多多少少是由于他们认为投资在中国安全，并且货币升值会带来的额外收益。安全感和升值预期从哪里来？

资产天生具有国别和阵营之分的，资本天生具有避险的特质。美元资产和经济产业是和美国的经济金融紧密绑定的。中国是少有的有足够的内部市场又有强大的金融和经济防火墙的经济体。远的不说，看今年海外的疫情趋势，穆迪毫不犹豫的将人民币资产作为金融避险的选择。全球化的资产配置，怎么会少了中国？

同样，海外投资者看到了中国惊人的外汇储备和同样惊人的外贸盈余。一个拥有巨大外汇储备和贸易盈余的国家怎么会没有希望。

这两大数字是怎么形成的？大量的外资直接投资是主要部分，目的是将一部分制造业环节进行国际转移，到中国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而中国通过强制结汇制度，将外商手里的外汇聚集到政府手里。你给我美元，我印人民币给你在中国境内消费、投资。另外一部分就是外贸加工，海量的中小工厂代工出口带来了外贸的盈余，同样是因外汇管制汇聚到了政府手里。

一部分投资者，想方设法绕过中国外汇管制，对中国进行投资。比如红筹架构的股权投资项目，被投主体在海外，进行各种借钱和换汇来进入中国。也推高了中国外汇储备。

海外资本为什么投资中国公司，最本质的原因是，如果在全世界想找到高速增长的资产和项目，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和流量，中国是不可能错过的沃土。

发达国家大概10亿人，这部分集中在欧美日韩等，早已被美元横扫并且增长乏力。而中国之下的国家是20多亿人，多是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很难产生高增长的资产。唯独中国，14亿人，统一的文化和制度，自成体系，经济高速增长。不投资中国，到哪里去找到符合华尔街胃口的大项目呢？

未来10年出现的国际经济风险

第一大可能性就是，逆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导致中美经济关系的持续脱钩，以及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封锁的加码。当年美苏的关系是军事冷战，2020-2030年，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是经济和科技冷战。大家各自带一众小弟，自己玩。

目前看来，中美关系的演进方向是对抗和分裂的，尽管中国国内很多人仍希望于全球化的继续，因此不愿意判断政策的明确转向。但随着年轻一代成为中国政策和舆论的主力。自由主义信徒将被边缘化。尤其是在良好物质生活中长大的90后和00后，他们不卑不亢，受不了对外国人的献媚。“外宾”这个词离他们远去了。很多人出国看一圈，回头还是觉得京沪已经超过了很多的发达国家。

在冯斯基小时候，初高中，有人到加拿大、澳洲、美国读书，那是多么让人向往的一件事。现在从10多岁的青少年，不少都早已经游学多个西方国家。出国留学、移民，不再成为很多年轻人向往的选择。

在新时代的中美竞争中，谁可以更快、更好的用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变革潮流，用本国自身消费市场引导资本和货币的循环，谁就能获得更快的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资本，一定要在科技创新中更多的加码。尤其是初创的科技公司，因为他们代表着未来。哪个科技巨无霸，不是从小公司长起来的呢？

第二个重大风险是，美国用美债堆起来的企业负债泡沫可能会因为疫情的重大影响而刺破。2019年春季，美国家企业积累了11万亿美元的企业债，其中8万亿美元投资级债券，1.5万亿美元垃圾债券，1.5万亿美元企业债。这些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们，在二级市场上用债务用来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推高股价（他们的KPI你懂得）。不难想象，如果刺破这场债务危机，我们不管政府还是个人，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将面临巨大的损失可能。

第三风险在于一带一路在国际化面临推进难度的问题。本质上一带一路承载了人民币国际化和一众紧密关系国家的绑定责任，创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的重要战略。而经济规则制定，包括如何建立人民币版本“布雷森体系”，这些都会面临美国的挑战和打压。同时一系列国家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单纯的向一带一路国家做基础建投资，发债，是否能赢得信任和认同？

其实中国倒不一定为了资源和能源走出去，更重要的获得新生力量的年轻消费者。将中国的文化、科技、产品、服务对外输出，来扩大人民币以及中国产品服务的使用圈。

虽然产业和贸易有可能会出现两大平行或者一大一小平行国际联合经济体，但是对于资本和资产的配置，不会出现极端的二元性：有你没我。资本的本质是避险，中国资产势必成为全球资本必须配置的一部分。中国越强，海外全球资本反而被配置的会越多。坚定的投资中国科技创业公司，本身就是全球产业资产中最有潜力的一部分。

上周，美国的华裔政治明星，前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杨安泽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

题目是：《我们亚裔美国人不是病毒，但我们能成为治疗的一部分》

“Andrew Yang: We Asian Americans are not the virus, but we can be part of the cure”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美国亚裔群体很多批评。冯斯基也是在美国读的书，然后又工作过。至于西方人对亚裔的歧视也好、偏见也好。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对英语是母语的ABC，尚且如此。想想移民第一代，英语都没有说溜的会怎么样。

如果到美国是去纯消费的，不用顾虑这些；但绝大多数在美国需要长期生活的人，势必无法避免的是与当地的环境相配合，以及Fit in这个工作环境之中的问题。这才会真切体会到，身在异乡的不同。

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中美走向对抗，但现在看越来越难以避免。美国是不会允许出现一个构成威胁的竞争者。而中国的体量和人口，决定了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必然在总量上对美国构成威胁。而文化、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让两国更相互提防。

试图脚踏两条船的精英们，未来脚踏两条船越来越难，迟早要选择的。

如果真的要投奔彼岸，就下定决心走吧，一别两宽各自欢喜。选择了美国，就要像杨安泽这样，竭尽全力去证明对美国的忠诚。

要留下来的，就不如和国家同甘共苦。没必要抱怨什么，做好本职的工作，养好家，教育好孩子，就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也没必要处处鄙视自己的国家，吐糟这样那样的环境和制度。不是没有选择权，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努力提高选择的能力。

中美的对抗是很难避免的。但对抗应该不会发展到热战，就是两国的和平竞争，遏制与反遏制的竞争。尤其是科技、金融领域、国际经济的竞争。

这段时间可能是10-20年。如果中国成功突破了，那就是世界级的国家和国际地位。对于中国人和海外的华人，也一定是个好事。中国的资产也会爬到金字塔的顶端：出现真正世界级国际化的科技企业，以及其他各类资产、不动产的保值增值。吸引全世界主权基金、私募基金的配置。

十年后的世界会怎样？我们会怎么样？时间会证明一切，而我们是这场国际形势和经济全球化巨变的观察者，参与者。

有些事儿，没办法的，只因为你就生于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