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9岁的王传福刚刚离开北京有研院，年轻的比亚迪在深圳成立；就在不远处，欣旺达创始人王明旺、王威兄弟，还在经营着一家电子加工厂，而横跨3C/EV/储能的欣旺达，则在2年之后成立。 

距离深圳城区大概80公里的地方，27岁的曾毓群，仍是新科电子的技术员；4年之后ATL在香港诞生，第一批厂房就分布在深圳-东莞产业圈里。 

至此，A股上市公司里最早一批锂电巨头都出现了——至于2011年宁德时代成立、比亚迪回归A股和欣旺达IPO，则是锂电产业另一个巧合。 

站在现在看，1995-1999年，奇迹之年；深圳，中国锂电产业的摇篮。1995年的深圳，财富与梦想。

所以，新能源巨头们是如何在那个年代突围的？深圳是如何跟新能源/先进制造共生的？这是小饭桌的新能源激荡50年本篇要聊的，我们中国的锂电产业整体异军突起，彻底领先了世界的前传。 

比亚迪&宁德时代：青梅煮酒论英雄

未成功的企业各有各的绊脚石，成功的企业却大抵相近，六分能耐，三分运气，再加上一分贵人扶持。站在如今看，王传福和曾毓群的早期创业史，是有一点相似的。 

王传福出生于安徽芜湖的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父母早逝，哥哥辍学供其上学。不负众望，1983年王传福考入了中南矿冶学院，这也是今天的中南大学。1987年本科毕业，硕士进入了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随后留院工作。 

到了1993年，有研院在深圳成立了比格电池公司，与王传福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于是他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 从一定程度上讲，王传福身上最早的标签应该是“坚韧”和“专业”。

随后到1995年，王传福就选择成立了比亚迪。他最早的资金来自于表兄嫂吕向阳夫妇和资深投资者夏佐全，吕向阳和夏佐全分别是银行和保险业出身，也曾被戏称说他们二位才是真正的股神： 巴菲特在比亚迪上获利超过30倍，而他们二位获利超过了万倍。

那么，王传福为什么要离开国企铁饭碗出来创业呢？有人会说，王传福创业前看到的商机是，当时“大哥大”2-3万元一部，配套电池肯定有市场，这是比亚迪电池的创业背景。的确，迅速扩大的市场下游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小饭桌找到2002-04年公司年报，却发现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 

公告里给出了两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比亚迪直到上市多年后，其主要产品都是镍镉、镍氢和锂电池——前两者的生产工艺和流程其实都相当成熟，虽然日企有技术优势，但是更多的竞争已经不再是“电池是否可用/安全”，而是大规模生产供货和生产成本管控； 

第二，比亚迪电池的客户结构中（新千年前后），最大客户占比只有15%，而前5大客户的销售额占比也只有三分之一——这个信息其实从侧面说明了，电池的下游客户，并不是少数几家日系和欧美大客户，而是数量相当大、市场相当分散的客户群体。 

所以比亚迪最早就开始利用当时优质而低成本的人力，加上半自动化的生产方式，提供价格上有竞争力的产品，给东亚、东南亚众多电子企业下游客户供货。 

也因此，1995年，比亚迪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台湾最大的无绳电话品牌大霸公司，而物美价廉的产品则让大霸公司从日本三洋转向了比亚迪。

两年之后，比亚迪成为了一家年收入近1亿元人民币的中型企业；同年，香港回归，亚洲金融风暴隐隐发威，全球电池产品需求暴跌，当时的电池价格跌了20-40%不等。 

这个时期的影响其实很复杂，一方面，亚洲金融风暴，但欧美的终端需求尚可，甚至一些东亚、东南亚的中小电子公司受到波及，下游制造商的市场其实集中度在提升；另一方面，原先的电子巨头们，包括松下、索尼、三洋等，受到经济危机的波及，他们更专注自己电子主业的业务，而巨头们的电池部门其实有所缩减。 

在这个背景下，比亚迪的成本优势现得尤其重要——巨头们基于利润、经济性等多方面的考量，把订单投给了比亚迪，这也促使公司在镍镉市场上抢占到了全球近40%的份额。到了2002年，比亚迪在香港上市，其时公司已经拥有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等主流手机公司的电池供应合同，成为当之无愧的“电池王者”。 

2002-2003年，比亚迪成为全球第二大充电电池生产商，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进军汽车业。2002年7月，比亚迪收购北京吉普的吉驰模具厂；2003年，比亚迪入主西安秦川汽车公司，成为继吉利之后国内第二家民营轿车制造企业。 

有的人说，比亚迪当时是做分散化投资，后来能成为“电动车一哥”只是凑巧——但是还真不是。 比亚迪，还真的布了一场长达20年的“电动车”的局。

让我们回到2004年公司的年报，比亚迪是这样描述的：“……全球进入2.5G及3G的数码时代，集团致力成为国际手机的一站式零部件供应商……有赖于集团卓越的研发能力，已把业务拓展至手提电脑市场……集团开发电动汽车二次充电电池市场及电动汽车的里程揭幕。” 

坦白地讲，如果让笔者回到那个年代，恐怕我无法做出一个如此精准的产品组合规划。这是巧合么？更多恐怕是王传福团队对技术路线理解的深入吧。 

硬科技投资时代的魅力，恐怕也在于此： 一个创业者，一个投资者，眼里的世界并非是三维的，而是四维的，他们穿越了时空，看到了无比雄伟的未来。

当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曾毓群和他的ATL/宁德时代，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曾毓群同样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1985年考入上海交大船舶工程，毕业后进入一家福建国企工作。受到时代浪潮的感染，曾毓群离开体制内，在东莞的新科电子从事技术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公司的母公司是当时全球最大的独立磁盘磁头供应商，日本TDK集团，而在后来ATL困顿之时，也是TDK集团伸出援手——这也给ATL和宁德时代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曾毓群身上也有着类似的韧劲和聪颖，在30岁（1998年）被提拔为工程总监。这时，曾毓群生命里的多位“伯乐”出现了：梁少康、陈棠华和陈立泉。 

梁少康是新科实业的总裁，是曾毓群的顶头上司，当时梁少康看到了电子产业手机、MP3、笔记本电脑等众多下游的崛起，邀请曾毓群与其一同创业；而陈棠华则是曾毓群在新科的直属领导，ATL三位创始人之一；后来也是陈棠华的介绍，让曾毓群得以师从陈立泉院士这位我国锂电池聚合物领域巨擘，成为中科院物理所的在职博士。 

于是1999年，ATL成立了——也许是遇到三位贵人，花掉了太多运气，曾毓群很快面临了两个棘手的问题： 第一，技术和产品从哪来？第二，钱从哪来？

当时曾毓群发现，国外巨头占据了锂电池的主流圆形/方形电池市场，初创企业很难生存；而一款热销的诺基亚手机，配套的是索尼聚合物电池，轻薄、短小、易于携带；最重要的是，这种技术路线可以灵活封装，可以满足不同尺寸电子产品的需求，特别适合轻量化与定制化设计。 

当时的电子产品成千上万，为每个产品单独设计电池，无论是研发还是生产，都是极其不经济的；而这种技术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同时解决了生产和需求两个方向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巨头们没有选择这条路线呢？ 

曾毓群最开始还没想过，但是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当时掌握类似路线的专利方是日本的索尼和美国的贝尔实验室；曾毓群远赴美国，带着100万美元购买了贝尔实验室的授权，满心欢喜回到东莞，准备开始生产——大失所望的是，这个技术有缺陷，内部材料会分解释放气体而膨胀，可能存在电池爆炸风险。 

曾毓群随即联系贝尔实验室的专家，但是专家的回复让人血压飙升：哦，我们授权给20多家企业，这个问题呀，谁都没解决。专利售出概不退换哦亲。 

？？！这叫什么话？ 

ATL成立之初，自有资金就250万美元，至此40%的资金花出去了，难道要打水漂么？曾毓群带着技术人员没日没夜研究了半个月，终于发现了：电解液配方有问题。他自己研发出来了7个配方，联系电解液厂一一尝试，这才造出了可用的电池。 

凭借着灵活的封装工艺，ATL在手机电池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2001年，公司出货量达到了100万颗电芯，2002年实现了盈利，逐步走向了正规。 

于是，第二个问题出现了： 扩大生产，资金怎么办。 谁也没料到，这个问题后来催生了ATL股权外流和后来宁德时代的诞生。 

在2002-2003年，ATL先后进行了A、B两轮融资，台湾汉鼎和凯雷、3i集团是公司的投资者；2004年，蒸蒸日上的ATL收获了苹果公司的订单，为后来红极一时的iPod提供电池，一时风头无两。 

不过，2004年的消费电子市场已经是红海一片。下游电子公司盈利性持续不佳，连带着中游电池公司也在内卷。 

至2005年，凯雷投资的董事考察了一圈，发现深圳比克电池和一些竞争者在价格等方面优于ATL。要让ATL继续卷么？可是当时的ATL估值只有1亿美元，距离上市还有一段距离——结果，三家投资机构同时要求退出，回笼资金。 

无奈之下，ATL被曾毓群先生的老东家日本TDK全资收购。至此，中国锂电产业之星，落入日企之手。好在，曾毓群团队争气，获得了三星、华为、VIVO、大疆等一系列客户，ATL在不断发展之中。 

之后，我国也适时推出新能源产业政策；而流落日企之下的ATL，外资身份不便于发展，才有了宁德时代CATL从ATL的分拆和独立发展。 

当然，2011年的宁德时代，在业界中已经广为人知，炙手可热，陆续获得了君联、越秀、深创投、国投等一系列基金的投资——这一次，伟大的企业家和明智的投资者们相遇，他们没再做出2005年那样的决策了。 

行文至此，我们就留下了两个问题： 为什么是1995年？为什么是深圳？那个年代的新能源企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1995-1999，“竞争”是优秀企业的战友，落后产能的天敌

为什么是1995年这个时间点呢？一个相关背景是， 当时全球科技产业的一个大下游，移动通信产业，全面铺开了。

1973年摩托罗拉发明了人类第一部移动电话，而我国的“大哥大”则是在1987年开始进口、1991年开始国产化的。在数年培育之后，大哥大从最开始“身份的象征”，开始走向更广泛的人群。 

所以从比亚迪、欣旺达和宁德时代早期传记和招股书里面，小饭桌看到的故事几乎都是一样的： 王传福、曾毓群和王明旺、王威兄弟他们，看到了日本和欧美的“大哥大”，发现电池有利可图，于是开始创业。

他们最初的客户略有不同，但重合面也不小： 早期的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飞利浦，还有后来的苹果、华为、中兴和其他国产品牌。

这一定程度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宁德时代、比亚迪和欣旺达这些锂电巨头，在1995-1999年、在2010年前后、在今天都有类似的动作，毕竟行业大环境是类似的。 

但是故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1995年锂电产业的机会，难道就只有他们看到了么？ 

显然不是。 

国内同一时期的电池公司并不少见。 深圳还有比克电池，天津有力神电池，这些品牌在早期并不一定弱于前面提到的这些上市公司。海外呢，更是占据了绝大多数市场。 

上一期我们提到，1985年索尼公司开始研发锂电池，日系电池厂在2000年之前的全球市场中有着统治地位，松下、三洋、东芝等日企在材料、工艺流程、产业链关系上都已经建立了深厚壁垒，日企全球市占率达到了95%。

欧美呢，虽然第一期中我们提到的加拿大Moli Energy已经被日企收购，但是材料领域也并不落后，6月过世的Goodenough老爷子在1997年发现了磷酸铁锂结构，随后美国的A123公司、Valence公司等一系列电池材料公司应运而生。

所以，1995-1999年期间，这些锂电巨头面临的是竞争非常激烈的。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产能过剩。那么当时的这三家锂电巨头，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一曰“研发投入保证技术领先”。 ATL/宁德时代，以技术著称——2000年之前，日企企业也是以技术著称。 

ATL拿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专利授权——当时全球20多家公司拿到了授权，仅国内就有ATL、宝龙和TCL三家公司；但是谁解决了贝尔的技术缺陷呢？就两家： ATL和三星。 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了，是ATL有能力符合苹果等客户的标准，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供货商之一。直到今天，宁德时代都以技术著称。 

二曰“生产流程持续改善”。 比亚迪98年开始进入手机锂电池市场，当时的3C电子产品：手机有大有小，mp3各式各样，还有各式各样千差万别的消费电子产品，这就造成了“软包电池形态不固定”的局面。 

日韩企业当时确实有生产工艺和流程上的优势，但是由于产品形态和产品研发周期的特性，这个优势可以被人力所弥补——人力廉价而柔性，00年前后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仅为日本的1/20。起初比亚迪就利用了这样的优势，结合自动化设备，其电池价格可以比一些日企低40%。 

这种局面当然不可能持续下去。一方面，日本企业在2000年之后大举进入，三洋在北京、天津，松下和索尼在无锡等地，都在投资建厂，成本优势被逐渐拉平；另一方面，随着消费电子市场结构的稳定，锂电池产品的形态也逐渐固定下来，人力的柔性生产意义在减弱，而自动化设备的优势在提升。 

也因此，此阶段，很多企业从引进日韩锂电设备，到逐步自建团队开发自动化设备和装配线，其中翘楚就是比亚迪、力神和比克等企业。在他们的推动下，锂电设备的国产化率在2013年前后逐步上升到30%以上。 

三曰“建立良好客户战略”。 当我们去研究欣旺达早期和现在的客户，可能发现他们对于产业关系的深刻认知： 永远，永远伴随着客户一同成长。

很多人知道的是，欣旺达是我国最早进入苹果产业链的企业之一，后来才伴随着国产手机成长而更上一层楼的；但很多人没看到的是，其实欣旺达很早就有了服务多种客户、复杂产业关系的基因。 

1999年，康佳开始做手机，欣旺达就在给他们做电池，当时的背景其实就是国产下游企业开始替代日本NEC、索尼和欧美手机公司；而在智能手机时代，2012年，华为、小米、OV崛起时，欣旺达也自然开始给他们供货，这个历程跟90年代他们的客户从“外资大哥大”到“国产大哥大”转变的历程，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逻辑雷同。 

到了今天，海外的雷诺/日产、大众，国内的吉利、广汽在做汽车的时候， 欣旺达也在不断扩充着自己的客户名单——新兴的客户可能来自于哪，他们就走向哪。

可不要小瞧这种 “客户网络扩大” ，当年欣旺达给苹果供货时，有类似的“单一大客户问题”的果链企业并不罕见；而到了今天果链转移时，很多欣旺达的竞争对手才悔之晚矣——但是，满足一个客户容易，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又哪是一朝一夕的呢？ “充分满足不同客户需求”是一个很软、很微妙的能力，但是它在中游制造业里又很重要。

当然，随着这些巨头的成长，他们逐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技术研发、生产流程和产业关系，不再是刚刚起步时的“一招鲜”，而成为了走向巨头的“必选项”。 

这里小饭桌想要额外强调的一点是，任何一个好的行业，都是伴随着大量竞争，甚至产能过剩的。1995年的锂电产业如此，今天的新能源也是类似的。 

美国和日本的新能源行业我们之前提过了，70年代的存储芯片、80年代的CPU和个人电脑，都是先有的供过于求，然后逐渐淘汰的。我们今天看到锂电产业似乎只有这么几个巨头，但其实当年竞争者一点也不少。 

“幸存者偏差”的滤镜可能让我们高估了当前的困难 （或者低估了巨头们创业期的难度） ，但对于创业者和投资者来讲，重要的永远都是——如何幸存。 

 深圳：99%的政策扶持+1%的产业扩散，但二者同样重要

1995年开始，中国的城市产业风起云涌。只不过当时看来，暴风眼还不在深圳。 

当时的“未来之光”，是北上广的互联网产业。1993年克林顿政府推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95年，微软推出了Win95系统，市占率超过了90%，微软+英特尔的WinTel联盟如日中天。田溯宁、丁健和张朝阳等中国互联网元老看到了这个机会，他们纷纷飞回北京创业。 

后续的事情变得更加广为流传： 1995年IDG入华，至此，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互联网+创投” 的时代开始了，只是舞台的中央，更属于北京和上海。

而那时的深圳，GDP刚刚突破840亿元，排名全国第7。GDP约为上海的1/3、广州的2/3。当时深圳的工业总产值与无锡相近，相对于广州、苏州、重庆和天津等工业重镇还相去甚远，且深圳的工业体量在90年代初期只与天津、青岛相近。 

所以在今天看，90年代初的深圳，看上去更像是一个 “国家给了足够的政策，创业者们蜂拥而至” 的舞台。 

那么为什么锂电巨头们没有去广州或是其他地区创业内？答案是， 政策大力支持+产业扩散的商业规律。

1990年深圳盐田港开放，是我国四大国际中转港之一，如今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超过3,000万标箱，位居全球第四；1991年深交所成立，1999年深创投体系启航，带动了广深乃至我国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1996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成，华为、中兴、联想、长城、TCL等一系列企业先后入驻，孵化出后来的科技之城。 

这里有两个“软实力变化”： 体制内人才储备、自主的产业政策。 1995年，深圳市纳入统计的领导干部总计18万名，平均年龄仅35岁，近60%是大专以上学历，近58%是专业技术干部——很多人说深圳营商环境好、领导干部懂产业，这跟他们的团队是离不开的。而这些人给深圳企业提供的，是自主的税收管理、土地管理、出入境政策等等。这些因素让当年的深圳，隐隐有了“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的影子。 

在这个背景下，不只是前文提到的比亚迪、欣旺达和宁德时代，德方纳米的创始人吉学文、新宙邦的创始人覃九三，都是这个时间来到深圳的。深圳犹如一盏明灯，吸引着人才，以及附着在人才上的技术、资金等其他生产要素。 

但是当时的深圳还欠缺一股东风： 产业扩散的东风。 我们经常说“马太效应”，强者恒强，但深圳并没有成为广州的一个“附庸”，而是成为了锂电乃至科技产业的中心。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们从广深地区的上市公司中能看到冰山一角。下图是广深地区（深圳、广州、珠海、佛山、东莞）A股上市公司中，按照市值排名的前10/5大制造业企业。 

广深一带的产业集聚，其实有着明显的“传统制造-先进制造”产业扩散的痕迹的，而新能源则是产业扩散过程中，在先进制造王冠上，慢慢凝成的一颗明珠。 

从年份和规模上看，最早发展起来的其实是“广州-佛山”一带的传统工业。 广佛一带传统工业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起步，上市公司中的不少机械设备和基础化工/材料公司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年代。 在小饭桌看来，广佛基础工业给后来广深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提供了很微妙的影响：

· 一方面是广佛提供了成本低廉、易用、日渐成熟的生产要素组织形态，这些要素在后来扩散到了深圳，服务着深圳制造业； 

· 而另一方面，广佛地区强大的基础工业，在与新兴工业竞争生产要素时也更为强力，“本土传统工业升级”比“新兴工业萌芽”更符合历史趋势。 

所以，1995年和后面的产业扩散，也就顺理成章了。无论从最大的制造业企业，还是从上市公司整体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出两个产业扩散路径： 地理上看，广佛-深圳-珠海/东莞；产业链条上看，基础工业-中游配套产业-下游自主品牌。

这个现象在小饭桌看来，很值得今天的地方招投团队和产业投资者们关注： 产业扩散路径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国的生产要素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扩散的进程中，头部人才（创业者）、务工者们以及附着于这些人身上的生产要素是比较容易扩散的；企业中层、中产阶级以及附着于他们身上的社会关系、企业组织结构是扩散较慢的。 

当年来深圳的时候，上面提到的企业家们多数都是27-32岁，也不乏硕士及以上学历者。他们到来之后，在本地培养起来了大量的产业组织。 

比如德方纳米的创始人之一孔令涌，毕业后就是来到深圳、在另一家锂电材料公司一步一步成长成为优秀的企业家的，而他所工作的公司，就是德方纳米另一位创始人、已故的我国纳米材料巨擘王允实创立的。我国负极巨头贝特瑞，其董事长贺雪琴也是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来在深圳宝安集团建立起企业管理经验后来到了贝特瑞的。 

换种说法，小饭桌非常建议大家 关注一线高校和研究院所里的年轻人才， 他们向二三线城市的扩散，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关注的。头部人才和广大务工者更容易移动，而他们对企业中层、社会中产阶级可能有更长期的影响。 

这里有一句题外话，就是深圳的产业投资者们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众所周知，深创投体系对于深圳的创业投资市场有着非常大的作用，那么“政府引导资金”，加上达晨创投、同创伟业、东方富海、松禾资本等深圳本地的知名投资者们，对于深圳新能源产业有推动么？ 

资金推动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深创投体系在新千年前后曾投资于合邦电源、科陆电子等等电池/电力设备公司；在2005年之后，深创投对于新能源领域的投入逐渐增加，才有了对当升科技、晶科能源等公司的投资。 

不过，小饭桌也注意到，第一，深创投体系始于1999年，这个时间点深圳的第一批锂电公司已经启程；第二，深创投后来的打法是偏市场化的，在推动广深地区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在投资其他城市的优秀的公司。 

所以深创投对于深圳新能源产业的推动，更多是“清楚认识到大势的引领者”，而非“产业发展的开启者”。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政府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让深创投的归深创投，让王传福的归王传福。引导基金和招投部门，更适合“引导”而非“亲历亲为”。

尾声

至此，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大量优秀企业发展起来，从1995年开始，在深圳种下的一枚名为先进制造的种子，开出了新能源的花。 

很多故事在结尾时一定要升华主旨，但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一两句“金句箴言”能够概括的。如果一定要概况的话，小饭桌想到了三个“启示”： 

（1）对于城市，我们相信政府引导的力量

小饭桌是国内最早提供城市级创投生态服务的机构之一，也因此，我们丝毫不怀疑，中国未来会诞生一批产业集群，在深圳，在合肥，在无锡，在珠海，在厦门，在泰州，在德州，在更多的城市。 

但是在城市实际的产业布局中，仍然存在不少值得讨论的问题：招投什么行业合适？如何构建城市人才体系？怎样做好政府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我们看了太多案例，才会为一些优秀的城市感到欣喜，为一些未能成功的案例惋惜。 

好的城市发展，其实是需要布局的；招商投资，目的不单纯是巩固就业。在人才扩散、技术扩散、产业扩散的大背景下，90年代的深圳、过去10年的合肥，他们都是先有的产业规划，才有的产业发展：投早、投小、投引导作用强的产业，这是土地财政向产业财政转型期所必然的。 

（2）对于新能源，我们相信商业本质，相信“先进制造”本质

近期我们与产业方、与投资者们交流，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大家对“商业本质”的考核，愈发侧重了。 

制造业不是互联网，这是个极其漫长的“生意”，新能源这个“先进制造业王冠上的明珠”尤其是。 

但“先进制造”的本质是什么？先进制造业有着其独特的生产要素组织形式。今天的中国新能源，是建立在新一代互联网和自动化生产底座上的，是建立在新的下游场景上的，是建立在新的国内外市场上的。市场环境变了，但是“技术研发、流程改善、产业链关系建立”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当两者结合，我们可能对这个产业有更深的认识。 

（3）对于时代，我们永远、永远保持期待

很多70后80后的朋友们，可能还记得90年代我国的经济环境。那个年代我们也有过争论，我们也有过迷茫，但最终，深圳1995，大江大海。30年后，当我们回忆起今天时，也许我们会想起类似《甲方乙方》中的那句台词：2023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