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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之父和他的斯坦福帝国丨凡卓产业史01

饭桌君 11月23日 深度报道
用四段历史来说明,硅谷早期是如何集聚起来的。

俄乌冲突中有人问过,为何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没有留下知名的电子公司?

实际上不仅苏联,其他地方也是类似:美国曾有过德州和波士顿Route 128产业圈;日本曾有过围绕NEC公司的产业集群;英国曾有STC、GEC等巨头。

然而今天,留下的只有硅谷。

所以,为什么是硅谷?中国的“硅谷”在哪?我们中国的创业者和投资者,如何把社会资源投入到产业中,塑造产业集群,获得超额回报?

这些问题是凡卓资本所关注的。

抽丝剥茧,追根溯源,我们用四段历史来说明,硅谷早期是如何集聚起来的。

本篇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斯坦福工业园。

直到今天,斯坦福工业园也是硅谷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我们相信,它的历程说明了,为什么在加州旧金山湾区能够产生硅谷需要的产、学、研、投——以及我们中国的产业集聚可能需要什么。以下,enjoy

硅谷起源于何时?这里通常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法是惠普公司的诞生,一个说法是斯坦福工业园的建立。

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惠普公司成立于1939年,它的两个创始人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他们两位的导师就是后世被成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惠普早期也收到了特曼的投资与指导。特曼是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和工程学院院长,也是斯坦福工业园的建立者。在1951年斯坦福工业园成立的时候,惠普也是第一批入驻的企业。所以,要想理解硅谷,我们需要先理解斯坦福工业园。

斯坦福大学今天世界闻名,它建立于1885年,1891年首次招生——但直到二战时,它还远没有承载科技产业集聚的能力,甚至算不上是一家一流大学。

举个例子,在1941-43年二战期间,美国向当时知名院校拨款4.5亿美元(约合今天90亿美元,相当于600亿元人民币)用于军事科技研究。其中MIT、哈佛等院校分别获得了数千万到亿美元不等的补贴——而斯坦福,仅仅获得了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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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斯坦福为什么诞生了硅谷?为什么硅谷没有诞生在MIT、哈佛所在的波士顿?这与“硅谷之父”特曼的产业思路有关,也与美国当时的产业集聚有关。

 “硅谷之父”的时代背景:美国的国家层面科技管理

特曼是一位“斯坦福二代”,他的父亲是斯坦福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主要从事智力研究,我们今天的智力测试,很多就是源于这位教授的研究。特曼自小在斯坦福长大,后来获得了斯坦福化学学士和电子工程硕士;到24岁,特曼获得了MIT电气工程博士,其后回到斯坦福大学任教,担任电子通讯实验室主任,而后担任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

特曼后来的成长,离不开美国的科技环境和他自身的业界声望,而这两点都与特曼的导师、时任MIT副校长的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有着莫大的关系。范内瓦·布什是美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如果这个头衔换成“最重要的科技管理领域的技术官僚”,那几乎不需要加“之一”的限定了,范内瓦就是当时美国的“CTO”。

概括而言,范内瓦的历史影响有三点:

▪ 作为学者,范内瓦是模拟计算机的开创者,也是我们今天诸多计算机理论的先驱。我们今天的搜索引擎、鼠标、超文本等一系列创造,都可以追溯到他1945年所写的文章《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

▪ 作为教师,他是特曼的导师,也教导出了香农(信息论之父)等一代优秀弟子;

▪ 作为技术官僚,最重要的,他开创了“国家层面科技管理”的先河。范内瓦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曾任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主席,“曼哈顿计划”的核心推动者和实际执行者。和当时一些教授不同,范内瓦不仅是理论的巨人,也是一位实干家。他认为,大学应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中心,而不是纯搞学术的象牙塔——显然,这个想法影响了特曼和斯坦福工业园,也彻底改变了美国科技产业。

在范内瓦的主导下,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上文所提的OSRD)等政府背景科学/产业投资和研究机构得以建立,这类机构是美国研究型大学主要的政府经费主要来源之一。可以说,范内瓦是美国科技管理的总工程师,奠定了二战后美国科技的领先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美国国防部和NASA把技术和制造的成熟度分为多个级别,并对其中早期技术进行支持,这类补贴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范内瓦的影响。一项技术的早期理论研究和开发验证,离商业化落地较远,所以除了天使投资人外难以获得更多资金支持;但理论研究的长期意义是深远的——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讲,有着极强的外部性。所以早期理论研究,非政府支持不能为也,在1945年范内瓦给总统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就有相关的论述。该书后来引入中国时,便是由任正非先生等人撰写推荐序的。可以说,特曼和斯坦福工业园成长起来的世界,就是从“自由放任科技市场”,向“宏观调控科技市场”演变的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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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军工科技CEO”与“斯坦福创投合伙人”

弗雷德·特曼的一生,与其说是斯坦福教授的一生,不如说是作为“斯坦福工业科技”这个创业公司“CEO”的一生。他对斯坦福工业园的塑造,可以概括为三件事:以人格魅力招揽研究人才、与军方合作促发展、给学生投资做产业。

当时斯坦福大学电子科学教授团队的底子,可以说是特曼打出来的。上面提到,1941-45年二战期间,特曼的导师建立了OSRD;OSRD在提供资金之外,还主导建立了一系列军事科技实验室,其中之一就是“哈佛无线电实验室”——没错,是哈佛而不是斯坦福,当时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难入OSRD的法眼,因而这个实验室设立在哈佛——而这个实验室的牵头人,就是特曼。

这个实验室在二战之后,不再姓“哈佛”,而是姓“斯坦福”——特曼本人就是极富人格魅力的领导者;而在1945年,他又荣升为斯坦福大学副校长,他给当时哈佛实验室的同事提供了慷慨的offer:如果你们来斯坦福,可以获得终身教职。

熟悉美国大学教职体系的朋友们知道,“终身教职”起于1940年,在其后80多年里,它不只是个荣誉,也意味着财富自由和学术自由,是实打实的“铁饭碗”。最终,11位哈佛无线电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尽数跟随特曼,他们一起建立了美国西海岸最好的电子研究室,斯坦福电子研究室(Electronic Research Lab, ERL)。

很快,军方的合同就来了。1946年,斯坦福的电子实验室获得了美国海军第一批订单。随后1949年苏联引爆了其第一颗原子弹,让美国深感不安;而1950年初,朝鲜战争爆发,更多的军事订单纷至沓来——加州地处西海岸,相对于东海岸来讲,离亚洲是更近的。而此时斯坦福在ERL之外,特别扩建了一个应用电子实验室(Applied Electronics Lab, AEL),专门用于机密军事研究——也许是因为二战期间斯坦福大学被政府补贴忽视了,此时特曼加倍努力,让斯坦福成为美国当时国家安全部、中央情报局、海军和空军的科研中心。

和其他大学不同的是,特曼恐怕是真的把军方当成“客户”来服务的,与军方的合作有三大创新:

▪ “以咨询业务为先导”,特曼成为了几乎所有军事相关委员会的委员,与需要电子元器件的军事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我给你做咨询,回头产品和实施用我的方案,很合理;

▪ “深度了解客户需求,与客户共同研发”,特曼去了解军事客户需求,然后斯坦福来制造原型产品。其他大学的合作模式更多是,“提供理论支持、然后由军工制造公司制造原型”——给客户做原型,降低客户研发成本,斯坦福也获得了经费和稳定的客户资源;

▪ “我给你土地,你跟我合作”,为了让斯坦福的科研成果贴近企业,也为了让企业贴近斯坦福师生,斯坦福工业园的早期入驻公司里,引入相当一批军工相关企业,比如第一家入驻的Varian Associates、后来的Microwave Electronics等等,这些公司一开始为军方生产单个的电子零件,后来则提供电子模组和系统;至1956年,洛克希德·马丁(当时叫“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也把电子研究实验室开设到斯坦福工业园里。与后世很多产业园不同的是,很多大学产业园只是学到了斯坦福工业园的皮毛,而缺少像特曼这样的顶层设计,“产学研投”一体化也无从说起,只能形成房地产生意。

除了军工之外,特曼也鼓励着学生们去创办公司。有趣的是,直到今天,很多教授都鼓励自己最优秀的学生留在学术界——但特曼没有,他给学生站台、给学生做顾问、鼓励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教学生经营企业,甚至于他本人和很多教授,就是一些校友企业最初的投资者,惠普公司早年就拿到了特曼的投资。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一些校办加速器、孵化器,其实就可以追溯到特曼时期。

在特曼本人的斡旋下,从1951年斯坦福工业园建立开始,到1955年7家公司入驻,60年32家、70年70家,到80年90家企业25万名员工入驻其中,整个园区完全租完。这些公司多数都是电子工业中的高科技公司,与特曼私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构成了硅谷的基础。至此,硅谷的雏形建立起来。

为什么是斯坦福——而不是伯克利或是波士顿与纽约?

特曼在硅谷成功之后,他也曾在美国东部和中部尝试过建立新的产业园区,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所以,为什么硅谷诞生在斯坦福?在《销售硅谷:弗雷德里克·特曼的区域优势模式》一书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认为,说服竞争企业合作支持共同目标这件事的难度,被大大低估了。但是我们认为,硅谷的成功有必然,也有偶然。

▪ 首先,科技产业园,需要很强的开放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理论研究上,在当年是不输斯坦福的,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伯克利当年的强项是原子实验室,二战后更多研究核武器相关理论,现在天体物理等最前沿科学也是伯克利的强项之一。但是这些产业着实不便于创业,或者保密性太强,或者商业化太慢。

▪ 其次,加州在地理和商业氛围上有优势。一方面二战后的军事需求发生在西海岸,一方面,东海岸有着太强的传统工业势力。东海岸的波士顿湾区和中东部的五大湖地区,曾经孕育过贝尔实验室、IBM——但是,它们太老了。各州法律太老了,传统工业势力太强了,创业公司与大公司竞争太难了,不光是行业竞争,人才、土地、资金,各种竞争都很激烈。就像是当年无数创业者涌入深圳一样,硅谷的起源是众多小公司,在市场势力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加州,创业的空间才更大。而且当时加州的环境确实是更适合创业的,比如说,当年加州立法禁止竞业协议(Non-Compete Clause),加快了技术的传播,对于小企业更加有利。所以,直到五大湖地区传统工业大批量整合、给生命科技腾出更多空间之后,波士顿新英格兰地区才孕育出生命科学产业区。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两个偶然:一方面,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半导体中心其实是有三个的,也就是硅谷、波士顿新英格兰地区Route 128,以及德克萨斯州。波士顿Route 128背靠MIT与哈佛,与硅谷分庭抗礼,直到八十年代个人计算机崛起时,主攻政府和大企业的波士顿地区才逐渐被硅谷抢走风头;而德州也一直是工业和半导体重镇,德州仪器直到今天也是模拟芯片领域巨头——当然,术业专攻不太一样就是了。
另一个偶然,就要提到另一位硅谷的塑造者,“晶体管之父”肖克利。当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破落、他带来的八位年轻人大展拳脚之时,就是硅谷半导体产业兴起之日。他们为何来到硅谷?又给硅谷带来怎样的波涛汹涌?请看下节:“肖克利:诺奖得主大败局”

相关阅读:

1)《科学:无尽的前沿》,范内瓦著,任正非先生作序,理解“美国科技政策”的早期思维模式;

2)《销售硅谷:弗雷德里克·特曼的区域优势模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列教授和卡冈教授著,讲述“硅谷”无法在美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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